知识分子的鸦片 【法】雷蒙·阿隆

知识分子的鸦片 第一章左派的神话

  左派与右派两者之间的抉择还有意义吗？谁要提出这一问题，就立即会有可疑分子之嫌。阿兰曾如是写道：“当有人问我，左派政党与右派政党，左翼人士与右翼分子之间的鸿沟是否还具有意义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向我提出这一问题的人肯定不是一位左派分子。”我们不必因这一禁令而裹足不前，因为它暴露出来的与其说是对以理性为基础的信念的爱慕，毋宁说是对偏见的依恋。

根据利特雷词典的说法，“左派”是“法国议会中的反对党，该党的议员坐在议长的左侧”。然而，该词所表示的意思与“反对”并非相同。各个政党会轮流上台执政，但左派政党即使执政，它依然还是左派。 在强调“左派”与“右派”这两个术语的意义时，人们并未满足于指出，在政治力量的“分布”中，围绕着一个不断受到动摇的中心，往往会形成两个彼此对立的集团。人们会提出：或者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人，他们的态度是根本对立的；或者存在着两套概念，这两套概念之间的对话通过词汇翻新和制度的变化始终进行着；最后，或者存在着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充斥于数百年来的编年史当中。除了存在于历史学家的想像之中，除了被德雷福斯事件的经验和选举社会学的颇值得怀疑的解释所滥用，这两类人、两种哲学、两种党派还存在于其他地方吗？ 在自命为左派的不同群体之间，从未有过深刻的统一性。一代又一代的左派，其口号和纲领也在变化。而且，昔日为宪政而战斗的左派与当今在人民民主政体中表现出来的左派难道仍有某些共同之处吗？ 怀旧的神话 法国被认为是左右对立的故乡。当“左派”、“右派”之类的术语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仍很少出现在英国的政治语言中时，它们在法国早已取得了合法身份。在法国，左派享有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温和的或保守的党派也绞尽脑汁从对手的词汇表中借取某些修饰语。人们彼此比试着谁最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 根据时下流行的看法，有两种情况使得左右之间的对立在法国显得格外严重。旧制度的统治者所遵奉的世界观是通过天主教的教育获得的，而为革命的爆发做准备的新思想则指责权威的原则，似乎后者既是教会的原则，又是王国的原则。进步党（le parti du mouvement）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同时与王权和教权展开斗争。进步党之所以倾向于反教权主义，乃是因为教会的等级制度有利于，或看起来有利于抵制进步的党派。在英国，宗教自由显然是发生于17世纪的大革命的原因和结果，故此，其先进的党派更多地保留的是独立派、非英国国教派、激进派等基督教派别的痕迹，而不是无神论的理性主义的痕迹。 法国在实现从旧制度到现代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中，具有一种绝无仅有的突然性和野蛮粗暴的色彩。在拉芒什海峡的另一边，宪政制度是逐渐地建立起来的，代议制亦产生于其根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的习俗的议会。在18、19世纪，民主制的正统性在君主制并未完全被消除的情况下取代了它。与此同时，公民之间的平等亦逐渐地消除了等级差别。尽管英国人没有以普罗米修斯式的剧烈行为挣脱锁链，但是法国大革命以急风暴雨的方式在整个欧洲大肆推广的一些观念，如主权在民、权力的行使要符合规则、议会得通过选举产生并拥有最高的权力、取消个人身份的差别等等，它们有时在英国却实现得比法国还早。在英国，“民主化”成了对立的党派的共同事业。 法国大革命，不管你认为它壮烈还是恐怖，是灾难的渊薮还是革命的史诗，它毕竟把法国的历史一分为二。法国大革命似乎建立起了两个彼此对立的法国。这两个法国，一个不甘消失，另一个则毫不留情地攻击过去。两者均认为自己体现了一种几乎是永恒的人类社会的类型。它们一个让人想起家庭、权威和宗教，另一个则让人想到平等、理性和自由。在前一个法国中，人们尊重历经数个世纪缓慢形成的秩序；而在后一个法国，人们却公开声明，他们相信人类有能力根据科学知识来重建社会。右派是尊重传统、维护特权的一派，而左派则是崇尚进步、尊重智力的一派。 这种经典的解释并没有错，但是，确切地说，它只道出了一半真相。在所有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这两种类型的人（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法国人皆属于这两类人中的一类）：奥梅对本堂神甫，阿兰与饶勒斯对泰纳与莫拉斯，克列孟梭对福煦。在某些情况下，当冲突尤其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的时候（如围绕着教育法、德雷福斯事件或政教分离所发生的冲突那样），往往会形成两个阵营，而其中的每一个阵营都以公认的信条作为基础。然而，同样应当强调指出，两个阵营的理论本质上是怀旧的，它的作用是掩盖导致各所谓的阵营内部四分五裂的种种不可调和的争论。不管是各种右派，还是各种左派，他们均无法共同执政。正是这一点，构成了1789年以来法国政治史的特征。“左派”的神话只是对1789和1848年的一连串失败的虚拟性的补偿。 直至第三共和国获得巩固之前，除了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之间的几个月，19世纪的法国，左派一直扮演着反对党的角色（由此也造成了左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混淆）。左派反对复辟，因为它自认为是大革命的继承者。左派从大革命中获得了各种历史上的称号、过去的光荣的幻想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但是，尽管如此，“左派”仍如同它所仗恃的异乎寻常的事件一样，含混不清。这种怀旧式的左派只具有神话中的统一性。从1789年到1815年，左派从未有过统一性。1848年，当奥尔良王朝的垮台使共和国得以填补宪政的真空时，左派同样并不具有这种统一性。我们知道，右派也同样不是铁板一块。1815年时，君主派分裂成极端派与温和派，前者梦想复辟旧制度，而后者则接受既存事实。路易—菲利普的登基使正统派处于“在国内流亡”的境地，而路易—拿破仑的上台亦不足以使奥尔良派与正统派和好，尽管他们同样地仇视这个篡位者。

法国19世纪的内部纷争重现了使革命事件具有戏剧性特征的那些冲突。君主立宪制的失败导致了一种半议会制的君主制的出现，半议会制的君主制的失败导致了共和国的出现，而共和国则又第二度退化为实行全民表决的帝国。同样，君主立宪派、斐扬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之间无情的争斗最后均让位于一位被加冕的将军。这些派别不仅代表着为拥有政权而你争我夺的群体，而且他们在法国政府的形式、所使用的手段以及改革的规模等问题的看法上均各执己见。希望在法国建立一种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君主主义者，仅仅是在仇视旧制度的这一点上与那些梦想在法国实现平均财产的人相一致。

在此，我们无意去探究大革命为什么会具有灾难性的过程。G.费雷罗在其晚年热衷于阐述两种革命，即建设性的革命与破坏性的革命的区别。前一种革命力图扩大代议制，并确立某些自由；而后一种革命是由正统原则的崩溃引起的，同时又缺少新的能取而代之的正统性。费雷罗的这种区分颇令人满意。建设性的革命几乎可以与我们予以好评的各种事件的结果融为一体：代议制、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与思想自由。反之，破坏性的革命则得为恐怖、战争和专制统治承担责任。人们不难设想，君主制在衰退中自身逐渐引起了在我们看来是大革命的成果的一些基本的东西。然而，鼓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严格地说，它们与君主制并非不可调和——却动摇了王权赖以存在的思想体系。它们引发了正统性的危机，而大恐慌与恐怖则又源自这种危机。不管怎样，事实是，旧制度几乎没有进行自卫就一下子崩溃了，此后法国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以寻找另一种能为大多数国人接受的政体。

从19世纪初开始，大革命的社会后果似乎是明显的、不可逆转的。人们对摧毁特权制度，对民法，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问题已不可能改变主意。但是，是选择共和国还是君主制，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民主的愿望并非仅仅与议会制度联合在一起；波拿巴主义者就是以民主观念的名义取消了政治自由的。任何一位严肃的法国作家都不会承认在那个时期的法国存在着一个具有共同愿望的统一的左派，也不会承认左派能把所有与旧法国的捍卫者斗争的大革命的继承人包括在内。进步党只是反对派的一个神话，这一神话无法与选举的实际情况吻合。

当共和国保证能够生存的时候，克雷蒙梭居然不顾历史事实，声称“共和国是一个集团”。这种主张表明左派内部过去的争论已经结束。民主制已与议会制消释前嫌，“一切权威源自人民”的原则得以确立，普选制度将有利于维护自由，而不是有利于专制君主的上台。自由派与平等派、温和派与极端派已不再有消灭对方或互相争斗的动机，因为各党各派分别提出的一些目标最后都已同时得到实现。第三共和国既是一个立宪的政体，同时又是一个民众性的政体。它通过普选制度在法律上接受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且给自己虚构出一个光荣的祖先——大革命的集团。

然而，当第三共和国的巩固结束了资产阶级左派内部的争论时，一种自巴贝夫密谋以来，也可能是自民主思想萌生以来缓慢出现的分裂突然爆发。反对资产阶级的左派继承了反对旧制度的左派。这一新的左派宣称，生产工具是公共财产，经济生活应当由国家来组织。如果说旧的左派反对的是王权的专断、特权制度或行会组织的话，那么，新旧左派的指导思想和追求的目标难道是相同的吗？

马克思主义曾经有过一种提法，这一提法既保证了新旧左派之间的连续性，又表明了他们之间的决裂。作为紧接着第三等级而来的第四等级，无产阶级接替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曾经打碎了封建制度的锁链，把人从地方共同体、个人效忠和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个人在摆脱了传统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保护，并得毫无防备地面对盲目的市场机制和资本家的巨大权力。无产阶级将实现解放，并重建一种人类秩序以取代自由经济的混乱状态。

是强调社会主义作为“解放者”的一面，还是作为“组织者”的一面，这得根据国家、流派和局势来定。人们时而强调它与资产阶级的决裂，时而又强调它与大革命的连续性。在德国，1914年以前，社会民主党通常装出对民主制的纯政治的价值观念不感兴趣，并公然蔑视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所采取的坚定的捍卫普选制和议会制的态度。

在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表现出了和资产阶级左派不同团体之间的冲突相同的反差：这种冲突在现实中表现得愈是剧烈，人们就愈是激烈地在口头上否认这种冲突的存在。直到最近，或许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左翼知识分子很少逐字逐句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并承认在无产阶级与过去的所有统治者，包括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他们本能地赞同的哲学是饶勒斯的哲学，这种哲学把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对改良的偏好结合了起来。共产党在人民阵线运动时期或爱国抵抗运动时期比其奉行“阶级反对阶级”路线的时期发展得更快。许多把选票投给共产党的选民坚持认为，共产党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共产党更成功地从事着左派的其他团体也在从事的任务。

然而，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史中都未曾包括像1848年的六月起义或巴黎公社那样的悲剧性的插曲。在1924年和1936年，社会党与激进党共同取得了选举胜利，但是，它们却没有能够共同治理国家。当社会党最终加入联合政府的时候，共产党成了主要的工人党。左翼同盟时期，以及德雷福斯事件和围绕着政教分离法而展开的斗争中，俗教徒与社会主义者的联合，并非法国的典型特征，更能表现法国特征的是1848、1871、1936和1945年的爆发所显示出来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分裂。左派的统一与其说反映了法国的现实，毋宁说掩盖了法国的现实。

由于没有25年的动荡就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进步党事后发明了两种原则的斗争，即善与恶、未来与过去的斗争。由于它没能成功地把工人阶级与整个民族结合在一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想有一个能包括并代表第三等级、第四等级的左派。这一左派并非完全是神话似的东西。面对选民，它有时能够形成团结。但是，正如1789年的革命者只有在后人回顾复辟王朝使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和波拿巴主义分子成为共同的反对派时才是统一的一样，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反对一个难以捕捉的敌人——反动——的时候，以及在投入一项当他们开战时就已经过时的战斗，即世俗化的战斗时，才真正地意见一致。

价值观念的分离 在当代，尤其是自1930年的大危机以来，在左派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也就是被就读于欧美大学的来自非洲、亚洲的大学生带回本国的那种观念，带有一种教条色彩不浓的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左派以反资本主义者自居，并把生产工具的公有化、对称为托拉斯的经济的集中以及对市场机制的不信任等等，拼凑成一个混乱不清的综合物。在单行道上向左靠，即意味着向国有化和收入均等的方向努力。

在英国，“向左靠”（keep left）这一词在近二十年里已取得一些人的好感。也许，扬言要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向体现未来的左派提供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观。也许，工党在1945年的上台执政显示了在一部分非特权阶级人士中汇聚的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不管怎么说，社会改良的愿望与对一小撮统治者的反抗之间的巧合，为左派神话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情境。

在欧洲大陆，20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验显然是在右派内部和左派内部出现的分别由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双重分裂。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验则是左派的政治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分离。意识形态方面之所以出现混乱局面，可归因于欧洲自身的分裂与欧洲价值观念在非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分离之间的碰撞和由此造成的混乱。

把借自西方政治学的术语应用于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内部冲突，往往会有风险。即便是，或更确切地说，尤其是当这些国家竭力倚仗西方的意识形态时，这种风险依然存在。在一种不同的框架中，各种意识形态很可能会具有与其最初的意义相悖的意义。同样的议会制度，会根据建立并领导这一制度的社会阶级的不同，而起着进步作用或保守作用。

当一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正直军官解散了由帕夏2们操纵的议会，并加速开发本国资源时，他们究竟该算是左派还是右派呢？这些取消了宪法的保护（也就是说，实行了军事独裁）的军官不可能被称为左派。但是，不久前利用选举制度或代议制度来维护其特权的富豪或财阀同样也不配这一光荣的称号。

在南美或东欧国家，类似的权威主义方式和社会进步的目标的结合，不止出现过一次。通过模仿欧洲国家，人们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议会，引入了普选权，但是，这些国家中的大众仍然是目不识丁，其中产阶级亦依然脆弱。因而，各种自由主义的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被“大地主”或“财阀”以及他们在国家中的同盟者所垄断。在阿根廷，庇隆的独裁统治受到贫苦劳工的支持，同时遭到了享有特权并控制着议会的大资产阶级的辱骂，那么，庇隆该算左派还是右派呢？左派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经济的价值观念，在欧洲曾分别标志着各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并正在最终走向一致。但是，在其他地方，它们仍然处于基本分离的状态。

此外，政治学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忽视这种分离的现象。希腊作者们已经描述了权威主义运动得以出现的两种典型状况，这两种状况既不能归因于贵族的右派，也不能归因于自由的左派。这两种状况分别是“古代的僭主制”和“现代的僭主制”。前者产生于从家长制社会到城市或手工艺人社会的过渡时期；后者则更多地带有平民色彩，并产生于民主政体内部的派别斗争之中。古代的僭主制至少需要上升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即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废除旧有贵族控制的为其谋利的各种制度。而现代的僭主制则在古代的城邦国家中，把“因受到掠夺性法律的威胁而惊恐不安的富人”与公民中被中产阶级抛弃且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的最贫穷的人结为一个不稳定的联盟。在20世纪的工业社会，也产生了一个类似的联盟。这一联盟包括对正在蔓延的社会主义感到恐惧的大资本家，自以为是的财阀，作为受工会保护的无产阶级的牺牲品的中间性社会群体，工人中最穷的那部分人（农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以及那些对议会行动的缓慢感到恼怒的来自各个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和活动分子。

在19世纪法国的历史中，也有类似的分离的例子。拿破仑使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征服得以久存，但他用一种专制而有效的个人权威取代了软弱而宽容的君主制。在资产阶级的世纪，民法与独裁并非毫不相容；同样，在（苏联）社会主义的世纪，五年计划与专制亦可并行不悖。

为了使旧欧洲的各种冲突具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人们往往把“法西斯主义革命”解释为反动的极端形式。人们曾不顾事实地否认，法西斯主义的煽动家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死敌，而且同样是自由资产阶级或贵族的死敌。人们坚持认为，右派的革命把政权留给了同一个资本家阶级，同时满足于以警察国家式的专制主义取代议会民主的更狡猾的手段。不管“大资本”在法西斯主义的上台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如果人们把“民族革命”归结为一种并没有什么独特性的反动形式，或把它视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那么他们就歪曲了“民族革命”的历史意义。

事实上，如果人们把布尔什维主义和佛朗哥主义视为两种不同的极端，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前者称为左派，把后者称为右派。布尔什维主义取代了传统的专制主义，消灭了过去的统治阶级，推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通过渴望和平、面包和土地的工人、农民、士兵取得政权。佛朗哥主义则取代了一种议会制政体，得到了特权者（大地主、工业家、教会和军队中的上层人士）的资助和支持；由于驻扎在西属摩洛哥的军队的支持，由于卡洛斯派3的参与，由于德国或意大利的干涉，佛朗哥主义在内战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前者使人想起左派、理性主义、进步、自由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则使人想起反对革命、家庭、宗教、权威的意识形态。

并非所有的情况都如此地泾渭分明。……希特勒从银行家、工业家和某些认为只有他才能恢复德国的伟大的军方领导人那里获得了金钱，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这位“元首”，是因为他们已不再相信选举、政党和议会。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和战败在精神上所产生的影响的结合，在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中重新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工业化初期的状况：议会的明显无能与经济停滞之间形成反差，负债累累的农民和失业工人的反叛随时会发生，数百万失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对自由派、财阀和社会民主党人表示憎恨，认为他们都是现状的受益者。

一旦局势严重到使代议制政体与大众性工业社会的政府的必要性之间出现失调，信奉权威主义的政党的吸引力就会显示出来，或可能会显示出来。以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行动上的活力的诱惑，并未随着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而消失。

随着其统治的巩固，国家社会主义变得愈来愈不保守。军队的首领、名门之后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一起遭到镇压。随着对经济的管理逐步取得成功，国家社会党力图根据其意识形态来塑造德国，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是整个欧洲。希特勒的体制混同政党和国家，控制独立的组织，把有偏见的学说转变成一种全民族的正统学说，诉诸暴力并赋予警察无限的权力。右派与左派，或者说法西斯伪右派和苏联伪左派难道没有在极权主义中相汇合吗？

人们对此可以说，前者的思想源自反革命的浪漫主义，而后者的思想则源自革命的理性主义。而且，前者从根本上说强调特殊性，强调民族或种族的因素，而后者以一个由历史选定的阶级为出发点来强调普遍性。但是，号称是左翼的极权主义在革命发生三十五年之后，却颂扬大俄罗斯民族，谴责世界主义，维持治安和正统观念方面的严格规定。换言之，它继续否认各种自由的和个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是启蒙运动在反对权力的专断和教会蒙昧主义的过程中力图倡导的。

下述论点，即把国家的正统性和恐怖统治归因于革命的激烈和工业化的需要，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更有道理。布尔什维克是成功的雅各宾派，并利用局势扩大了其意志主宰的空间。由于俄国与接受新信仰的国家在经济方面落后于西方，因此，深信自己是进步事业的化身的宗派必须通过强迫其人民省吃俭用、努力劳动，以开创其统治。埃德蒙·柏克本人也认为，雅各宾式的国家，其本身即构成了对传统体制的侵犯，因此，传统体制与革命观念之间的斗争是难以避免、无法平息的。共产主义热情的平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在未来有助于克服大分裂。届时，人们将会发现，手段上的差别要大于目标上的差别。

在回首往事时，人们会承认，左派在起来反对旧制度时有着多种目标，这些目标既不互相矛盾，亦非互相依存。通过大革命，法国在欧洲国家中率先在纸面上和法律文本中实现了社会平等。但是，君主制的崩溃，特权阶层政治作用的消失，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导致了法国所有政体的动荡不稳。从1789年至1880年，不管是在法国还是英国，各种个人自由与权威的宪政特征均未持续不断地得到尊重。主张自由的党更多关注的是人身保护法（l'habeas corpus）、陪审团制度、出版自由和代议制度，而不是国家的君主制或共和制形式。而且，他们从来都仅仅代表微弱的少数。英国直到19世纪才实行普选制，然而，它却从未出现过“实行全民投票的专制统治”之类的现象，其公民也从不用担心被任意逮捕，报纸也不用担心被查禁或查封。

人们会说，类似的现象难道不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吗？方法上的冲突难道没有被曲解为原则的冲突吗？工业社会的发展与大众的一体化正成为普遍现象。对生产的控制（即使不算国家对生产的管理）、专业工会参与公共生活、对劳工法律上的保护，构成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最低纲领。在那些经济发展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民主的观念与实践已深深扎根的国家，英国工党式的方法就足以在不牺牲自由的情况下实现对大众的整合。与之相反，在俄国这样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国家机器仍然停留在专制主义阶段的国家，就无法适应世纪的任务。因此，一旦革命者团体取得政权，他们必定就会加速工业化进程，并通过暴力迫使人们做出牺牲或服从必不可少的纪律。苏联体制一方面带有雅各宾派的心态的痕迹，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计划指导者们的急躁情绪，它将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怀疑主义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化的发展而向民主社会主义靠拢。 即使人们赞同这种相对乐观的前景，共产主义左派与社会主义左派的调和仍将遥遥无期。共产主义者何时才会不再相信其使命的普遍性呢？生产力的发展何时才能使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清规戒律有所放松呢？贫穷正折磨着数以亿计的人民，而对于这些人民，某种学说曾许诺说要给他们带来富足的生活。为此，当局者需要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公开性”进行垄断，以便掩盖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最后，政治自由与经济计划化之间的调和，比法国大革命历经一个世纪才完成的社会征服与政治目标之间的调和更要艰难。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议会制国家均与资产阶级社会协调。而一个实现计划经济的社会除了允许专制国家之外，还能允许其他类型的国家吗？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左派难道不是通过自己的发展而带来一种压迫吗？

政治体制的辩证法 左派形成于对抗当中，并通过一些观念来加以确定。它揭露某种社会秩序像所有人类现实一样不完美。但是，一旦左派取得了胜利，并轮到它来对现存社会负责，那么，成了反对派或反革命派的右派亦能够毫不困难地指出，左派代表的不是与权力对立的自由或与特权者对立的人民，而是一种与另一种权力对立的权力，一个与另一个特权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如果想要理解已经取得胜利的革命者有哪些负面的东西或付出了何种代价，只要听一听旧有体制的发言人的论断就足够了。旧有体制往往会在人们的记忆中得到美化，或者会由于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而恢复声誉，19世纪初保守派的体制与当今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就是如此。

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往往会以人性化告终。不同等级成员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并未排除彼此之间的相互承认。它为各种真实的交流留下了位置。在回顾往事时，人们会歌颂人际关系的美好，赞扬忠诚的美德，并用这种美德去反衬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冷淡。旺代人之所以起来叛乱，并非为了捍卫束缚他们的锁链，而是为了捍卫他们自己的世界。随着人们在时间上远离事件，人们就会得意地强调昨日的臣民的幸福与当今的公民的苦难之间的反差。

反革命的论战不仅把革命后的国家与君主制的国家进行比较，而且还对革命前后的个人进行比较。在革命之后，个人得听凭富人与当权者的任意摆布，而在旧制度下，生活在乡村与城市的法兰西人则被结合进了一些共同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救国委员会的国家、波拿巴的国家或拿破仑的国家担负着比路易十六的国家更多的任务，其对国人的索取也相应地更多。18世纪的正统君主从不可能会想到对适龄者进行入伍总动员。个人之间不平等的取消同时带来了选票与征募，但服兵役义务的普遍化要远早于选举权的普遍化。革命者坚持要取消专制主义，让人民的代表参与制定法律，以宪政取代专制，并通过间接选举选出行政官员。而反革命分子则提醒道，不久前在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实际上受到多种风俗习惯、多种中间团体的特殊利益以及不成文法的限制。法国大革命（也可能是所有的革命）在观念上革新了国家，但它同时也使国家变得年轻了。

社会主义者们重新采用了部分反革命的论点。在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之后，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一种区别，即经济上的差别。贵族们已经失去了政治地位和威信，而且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失去了其社会地位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在平等的借口下，资产阶级垄断了国家的财富。换言之，一小撮特权者取代了另一小撮特权者。而人民从中又得到了哪些好处呢？此外，某些社会主义者在批评个人主义方面倾向于和反革命分子一致。他们同样满怀恐惧地描述着个人今后将置身于其中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个人将迷失在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个人中，人们将彼此争斗，并同等地服从于市场的偶然性以及行情不可预测的起伏波动。由此，“组织”的口号取代或补充了“解放”的口号，即通过集体有意识地组织经济生活，使得弱者免遭强者的摆布，穷人免遭富人的利己主义的伤害，并使经济本身避免出现混乱的状态。但是，与在旧法国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变中显示出来的辩证法相同的辩证法，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重新出现，而且还会有所加剧。

对托拉斯以及生产资料过度集中在私人手中的现象的揭露，是左派偏爱的主题之一。左派自称代表着人民，并对暴君予以抨击。在左派看来，托拉斯的老板不啻是现代的领主，他们主宰着普通人的命运，并与公众利益作对。左翼党派所采用的解决方法并不是解散托拉斯，而是转为由国家来控制某些工业部门或某些大型企业。让我们暂时把这样一种经典的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国有化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往往是加剧了经济上的多种弊端。劳动者置身其中的技术官僚等级制，并没有因为所有制方面的变化而出现改变。国营雷诺工厂的经理、法兰西煤炭公司的经理同样能够向当权者提出有利于他们的企业的决定。诚然，国有化消除了人们曾指责的工业巨头躲在背后施加的政治影响。但是，托拉斯领导人所丧失的行动手段却重新出现在国家的统治者手中。后者的责任则往往会随着生产资料占有者的逐渐减少而逐渐增大。当国家仍然民主的时候，它的控制力可能范围广而力度小。但当一个集团控制了国家的时候，它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并实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曾是左派对托拉斯进行抱怨的原因。

近现代生产机构包含着一种我们称为技术官僚制的等级制度。居于这一等级制度上层的与其说是纯粹的工程师或技术员，毋宁说是组织者或经理。在法国、英国或苏联都已在实行的国有化，并未使工人不再遭受其上司的摆布，也没有使消费者免遭托拉斯的坑害。它们只是去除了股东、董事会成员与金融家，而这些人对企业管理的参与与其说是真实的，倒不如说是理论上的。他们只是凭借其财力，在名义上控制并影响着企业而已。在此我们无意对这种国有化的得失利弊进行总结，只是想指出，在国有化的情况中，左派的各种改革只是导致了特权者之间的力量配置的变动，它们既没有提高穷人或弱者的地位，也没有降低富人或强者的地位。

在西方社会，技术官僚等级制度仅局限于生产机构的一个部门。大量的中小企业仍继续存在；农业亦保留着多种身分的从业人员（自耕农、农场主和佃农）；在分配或销售系统中，则是巨人和矮子并列，前者如大型商场，后者如街角的乳品商。西方社会的结构极为复杂，其中有前资本主义时代贵族的后裔、世代相传的富豪家族、私营企业主和拥有地产的农民等等。这些人维持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独立的群体。由此，数百万的人得以在国家机构的管理之外生活。技术官僚等级制度的推广意味着这种复杂性的消除。任何个人都不再服从于另一个独特的个体，而是所有的人均要服从于国家。左派力图把个人从直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很可能最终使人屈从于公共管理机构的束缚，这种束缚虽然在法律上不那么直接，但事实上却无所不在。然而，国家对社会管理的面越广，……相对独立的群体之间和平竞争的目标就更少。一旦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企业，处在其顶端的人必然会变得漠视下层群众的意见（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的意见），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随着这种演变，传统关系的残余和地方共同体显然更像是一种阻碍个人被巨大的行政权力这一工业文明所产生的怪物吞噬的障碍，而不是民主的制动器。由此开始，随着时光的消逝而被削弱和消除的各种历史上的等级制度，也似乎不再是旧的不公正行为的维护者，而更像是一种能抑制专制倾向的事物。为了反对这种不公开的专制，保守主义成了自由主义的同盟者。如果传统留下来的制动器失灵，那么，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再阻止极权国家的出现。

由此，将解放作为归宿的乐观主义的历史描述被一种悲观主义的历史描述所取代。根据后一种描述，奴役人类的灵魂与肉体的极权主义将是一种以取消国家为开始，以取消所有个人或团体的自治为终点的运动。苏联的经验助长了19世纪的有识之士已经初步具有的这种悲观主义。托克维尔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代议制被群众的急躁情绪所推翻，如果源于贵族的自由意识趋于衰弱，民主的不可阻挡的冲劲究竟会产生何种后果。一些历史学家，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和欧内斯特·勒南，他们对年代较近时期的专制政治的恐惧，要远远大于对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的期望。

我们不想顺从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观点。技术或经济结构的不可避免的转变和国家权力的扩展，既不意味着解放，也不意味着奴役。所有的解放都会具有一种产生新型奴役的危险。左派的神话制造的仅仅是这样一种幻象，即朝着一种幸福的目标发展的历史运动积累了每一代人的成就。由于有了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建立的名义上的自由被赋予了真实的自由。事实上，历史是辩证的——此处的“辩证”并不具有法共如今所赋予该词的严格意义。各种政治体制并不是矛盾对立的，人们并非一定要通过决裂或暴力才能使一种政体转变为另一种政体。然而，在每一种政体内部，都把其他政体视为悬挂在人们头上的威胁。因而，相同的制度会改变其意义。为了反对财阀，人们会倡导普选制或国家权力；而为了反对到处蔓延的专家统治，人们则会竭力维护地方或专业的自主。

在一个特定的政体内，重要的是在难以调和的要求之间达成合理的妥协。我们不妨以人们在争取收入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税收充当了减少贫富差距的工具。只要直接税公平地分摊与征收，只要人均收入达到足够高的水平，这一工具就不会失去效力。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个点的位置在不同的国家会有所不同），税收会引起隐瞒和造假；并造成自发的储蓄日趋减少。因此，人们应当接受某种与竞争原则本身不可分离的不平等的措施。此外，遗产税虽然能加速巨额财产的分散，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巨额财产。人们并不会无节制地向着收入平等的方向发展。

在因遭到现实的抵制而失望之后，左派人士会倡导一种完全计划化的经济。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会产生出另一种不平等。在理论上，计划经济的主管者们能够在所有他们认为合适的范围内减少收入的不平等。那么，在他们看来，符合集体利益、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范围又是什么呢？不管是经验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可能性都不会得出有利于平等事业的答案。计划经济的主管为了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亦实行了差额工资制。对此，人们无法苛责他们。左派只是在自己处于反对派的地位、资本家负责财富的生产时才倡导平等。一旦他们上台执政，他们必然也会把最大限度地生产的需要与对平等的关心调和起来。至于计划经济的主管者们，他们很可能比其资本主义的前任更加高估自己在服务中付出的代价。

除非集体资源出现史无前例的增长，每一种体制都只容忍某种程度的经济平等。人们可能消灭一种与某种经济运行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不平等，但他们又会自动地重建另一种不平等。收入平等化的界限不仅由社会物质的重力和人的利己主义所勾画，而且也由多种集体和道德的要求所勾勒，后者与对不平等的抗议一样合乎情理。奖赏最积极、最有才能者，同样也是公正的。或许，这样做对生产的增长还是必不可少的4。在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绝对平等不可能保证维持并丰富着文化的少数人拥有创造性存在的各种条件5。

左派倡导的以及几乎整个舆论都赞同的社会立法，从现在起包含着一种负债，因为它们不可能在不损害其他同样正当的利益的情况下无限制地扩展。例如，在法国，其费用源于工资税的家庭津贴有利于家庭中的父辈或老年人，却有损年轻人和单身者，即最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利益。左派就肯定会比关心加速经济进步更多地去关心避免苦难吗？

在这种情况中，共产党人不属于左派。但是，在一个人们为生活水平的问题所困扰的时代里，非共产党的左派也应当像不久前的资本家一样，去关心如何促进社会产品的增加。这种有期限的增加符合集体利益，同样也符合个人的利益。此外，社会物质虽经得起理想的意愿的摆布，但其矛盾也在不同的口号如“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之间显示出来。

在英国，与间接税结合在一起的食品津贴导致了家庭内部的不同开销之间的一次再分配。根据1950年4月1日的《经济学家》杂志所引用的统计资料，年收入低于500英镑的四口之家平均每周可获得57先令的津贴，但同时得为各种税收和社会公益事业费用支付67.8先令。尤其是，他们得支付31.4先令的烟酒税。若是这样的话，社会立法政策和税收政策可能会否定自身。在1955年国家开支与税收减少的意义将可能与50年前完全相反。“单向”在政治上是一种巨大的幻象，而“孤独臆想”（le monoidéisme）则是灾难的原因。

左派人士所犯下的错误是为某些机制要求一种只属于观念的威望：集体所有制或充分就业的方式，必须根据其效力，而不是其信奉者的道德影响来进行判断。左派还错误地想像出一种虚构的连续性，好像将来总是比过去更美好，好像主张变革的党始终有理由去反对保守者，人们可以把遗产当成成果，并且只需要去关注新的征服。

不管是传统的政体、资产阶级的政体还是社会主义的政体，均没有始终保证思想自由与人类团结。惟一的左派，总是忠诚于自己的左派，是那些使人想起博爱，即爱，而不是自由或平等的人。

思想与现实